浅议社交媒体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
编辑：admin 日期：2018-12-21 08:17:14 / 人气：
关键词：社交媒体；网络舆论；意识形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依法加强网络社会管理，“确保互联网可管可控，使我们的网络空间清朗起来”。随着社交媒体在全球的普及发展，意识形态安全问题已延伸到了网络空间，“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网络虚拟空间内多元混杂且难以观测的意识世界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一、认清三个趋势：社交媒体舆情生成与传播机制新特征
社交媒体的平台机制和圈层交往模式促进了个体意识觉醒，形成了具有更多的话语权的分众网络社群，网络舆论中“广场式”鼎沸之议减少，“沙龙式”社群对话增多，不同社群的利益博弈充斥网络舆论场。其舆情具有如下特点：
舆情呈现场域由传统媒体转向社交媒体。社交媒体中的信息传播是以舆论领袖为核心的去中心化传播。以微博、微信为代表的移动社交媒体以其即时、隐匿、低门槛、高互动等优势从传统媒体手中抢夺了其设置舆论议题、引导舆论走向的功能，越来越多的舆情事件发端于社交媒体而非传统媒体。传统媒体失势使得主流话语影响力、控制力下降。
舆情扩散周期显著缩短且具有表层多变性。网络的扁平化结构以及强大的聚合能力极大地加快了信息由信源层向以社交媒体为主的议题讨论核心层的传递速度。有统计显示，网络热点事件从潜伏期到蔓延期最快仅需1-2小时，比危机管理中所谓的“黄金4小时”规则还要短，留给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操作、及时控制事件进程的空间更有限。此外，舆论频繁反转还表明舆情极不稳定，处在社会心理表层的公众意见也会因舆情事件的反复而出现起伏甚至转向，进一步激化网络舆论场中的矛盾冲突。
舆情内容表达趋于个性化和情感化。尼葛洛庞帝在《数字化生存》中预言了社交媒体具有“赋权”的本质，权力下移释放了公众的表达欲望，分散异质的主体造就了表达的多元个性。在隐匿的网络空间里，民众急于摆脱传统教化式的引导和旧有的思想观念，标新立异，解构一切。这种表达如果超出边界就会成为非理性、情绪化的表达，其结果是网络舆论空间群体极化效应明显、感染性强，重情绪表达而非关注事实本身。
二、掌握三种形式：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现状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强化互联网思维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使得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理论与实践取得了新的进展，但互联网核心技术和话语霸权仍由西方发达国家掌握，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生存空间和发展路径依然面临严峻考验，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意识形态终结论”思潮随时代变化不断翻新。有学者提出，互联网平等、自由、开放且服务于全球的技术特征，使它已经摆脱了产生、服务于冷战的“意识形态”胎记，网络上的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西方精英阶层对意识形态的解构跨越了半个多世纪，自雷蒙·阿隆提出“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亨廷顿等人先后作出了一系列阐述，其本质意图是唱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此外，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提出的“当代科学技术就是意识形态”则更符合当下网络时代的技术特质，具有迷惑性。他认为科学技术不仅是第一生产力，也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哈贝马斯的观点混淆了科学技术自身和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运用背后的目的。科学技术被用来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不是由科学技术本身决定的，而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决定的，即由占统治地位的阶层对科学技术的控制程度决定的。将技术意识形态化是利用已渗透到当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科技成果来取代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以更具欺骗性的方式掩盖其消解他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
境外敌对势力利用社交媒体场域特征进行更有渗透力的意识形态攻击。一方面社交媒体的扁平化结构使得境外势力更容易渗透进入国内各种网络社群和线上组织，微博微信等社交媒体具有点对点直接沟通的功能，隐蔽性好，便于敌对势力在我国扶植代理人，不仅栽培所谓的“公知”“大V”，还收买网络写手、宗教极端组织进入网络舆论场，撕裂社会共识;另一方面，通过社交媒体聚合群组的功能，能够以点带面形成大规模舆论声势，在舆情爆发初期，这种有预谋有组织的误导诱骗活动极易引起混乱，使舆论场内弥漫消极、恐慌的情绪，线上活动从而有可能进一步加剧为难以控制的线下行为。
此外，网络语言符号也成为境外势力借题发挥的材料。网络语言符号相比主流意识形态符号的严肃性、公式化更加戏谑化、娱乐化、直观化，更容易被广大用户所接受，而这种情况恰恰挤压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网络生存空间，导致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下降，侵蚀国家政治社会化的能力。
社会突发事件上升为意识形态论争后转化为政治事件的频率加大。舆情爆发周期急剧缩短以及表层多变性的特征,使我们如果不能对经网络发酵后的社会事件进行有效引导，后者容易演变成意识形态论争。近年来,对于每一起舆论热点如山东辱母杀人案、北京大兴火灾处理、香港非法占中等事件的公共讨论，几乎都会出现意识形态论争。小到警察办案，大到中央出台改革方案，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社会事件在网络上都会被上纲上线成为社会制度问题，持续不断地冲击着社会民众的心理。社会思潮在意识形态论争中进一步演变，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涌现，利用网络散布和兜售具有政治倾向的思想观念，意图颠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网上网下联动，是当前意识形态论争需要密切关注的重要方面。由网络意识形态论争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已经屡次出现。2015年黑龙江庆安事件中，从建立微信“庆安事件维权群”，到散布“徐纯合是访民”“警察开枪是领导指使”的谣言，再到网络人肉和炒作慰问开枪民警的当地领导，直到雇佣所谓“访民”到庆安聚集，不法分子通过网络舆论制造社会政治事件的流程十分严密，借言论自由打法律擦边球的手法十分常见，将国内敏感事件与政治议题勾连已形成固定的模式和流程。
三、强化三个意识：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路径初探
增强责任意识，充分认清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互联网已经成为我们目前面临的“最大变量”和“不确定因素”。美国“网络外交”战略将推动信息技术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和链接自由列为其“21世纪外交方略”的主要内容，视Twitter、YouTube等社交媒体为其重要战略资产，并以互联网自由为名充分利用其信息占有量、媒体运营经验及影响力、议程设置能力等优势宣传其价值观或输出意识形态，推销所谓的“普世价值”，鼓吹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攻击我国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积极推行“和平演变”和实施“颜色革命”。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思想宣传部门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树立网络信息国家战略资源意识，形成长效治理机制与短期部署应对并重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规划。
增强创新意识，实现网络意识形态话语的与时俱进。推进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内在要求，也是正面引导网络意识形态博弈的迫切需要。一要创新发展意识形态理论内涵，深化对网络意识形态、信息安全等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了解网络社交媒介环境下话语表达的新特点，借鉴传统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经验的同时，追求理论的创新突破。二要优化话语内容，致力于实现网民正当利益与现实的国家、社会和集体利益的有机契合，及时回应社会热点、难点以及敏感问题，敢于批判各种错误思想，使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符合当下国内外形势变化，能够整合精英意识形态与社会普遍意识形态，保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和前瞻性，不断提高我国网络主流话语的吸引力，抵制西方网络霸权。
增强能力意识，提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水平和斗争能力。深入领会并运用习近平总书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和建立网络命运共同体”等互联网思维，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水平。一要完善机制，构建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安全保障体系。优化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顶层设计，针对网络空间乱象，推进网络空间治理法制化。建立网络监管机制，组建专业网络舆情收集与应对队伍，实现网络舆情有效研判和危机评估。制定全面的信息网络技术研究发展战略，以技术创新引领治理创新，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二要做到多元协同，意识形态主管部门要牢牢把握网络舆论领导权，做好网络监管的同时着力打造新型主流媒体，培养引进媒体人才。网民要不断提高媒介素养和个人自律意识，提升面对海量信息的质疑精神和辨析能力，努力实现虚拟人格和现实人格的统一。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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